卷一 尚书序
《尚书》序《释文》：“此孔氏所作，述《尚书》起之时代，并叙为注之由。故相承讲之，今依旧为音。”
[疏]正义曰：道本冲寂，非有名言。既形以道生，物由名举，则凡诸经史，因物立名。物有本形，形从事着，圣贤阐教，事显于言，言惬群心，书而示法，既书有法，因号曰“书”。后人见其久远，自于上世，“尚”者，上也。言此上代以来之书，故曰“尚书”。且言者意之声，书者言之记，是故存言以声意，立书以记言。故易曰：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”是言者意之筌蹄，书言相生者也。书者，舒也。《书纬·璇玑钤》云：“书者，如也。”则书者，写其言，如其意，情得展舒也。又刘熙《释名》云：“书者，庶也，以记庶物。又为着。”言事得彰着。五经六籍皆是笔书，此独称“书”者，以彼五经者非是君口出言，即书为法，所书之事，各有云为，遂以所为别立其称。称以事立，故不名“书”。至于此书者，本书君事，事虽有别，正是君言，言而见书，因而立号，以此之故，名异诸部。但诸部之书，随事立名，名以事举，要名立之后，亦是笔书，故百氏六经总曰“书”也。《论谶》所谓“题意别名，各自载耳”。昭二年《左传》曰，晋韩起适鲁，“观书于太史氏，见易象与《鲁春秋》”。此总名“书”也。“序”者，言序述《尚书》起、存亡注说之由，序为《尚书》而作，故曰“尚书序”。《周颂》曰：“继序思不忘。”《毛传》云：“序者，绪也。”则绪述其事，使理相胤续，若茧之抽绪。但易有《序卦》，子夏作《诗序》，孔子亦作《尚书序》，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。郑玄谓之“赞”者，以序不分散，避其序名，故谓之“赞”。赞者，明也，佐也。佐成序义，明以注解故也。安国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，故已之总述亦谓之“序”。事不烦重，义无所嫌故也。
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○伏牺氏，伏古作虙，牺本又作羲，亦作戏，辞皮反。《说文》云，贾侍中说此牺非古字。张揖《字诂》云：“羲古字，戏今字。”一号包羲氏。三皇之最先，风姓，母曰华胥，以木德王，即太皞也。王，于况反。画，乎麦反。卦，俱卖反。契，苦计反。书者，文字；契者，刻木而书其侧：故曰“书契”也。一云以书契约其事也。郑玄云：“以书书木边，言其事，刻其木，谓之书契也。”结绳，《易·系辞》上：“上古结绳以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文，文字也。籍，籍书
[疏]“古者”至“生焉”○正义曰：“代结绳”者，言前世之政用结绳，今有书契以代之。则伏牺时始有文字以书事，故曰“由是文籍生焉”。自今本昔曰“古”。古者以圣德伏物教人取牺牲，故曰“伏牺”。字或作宓牺，音亦同。《律历志》曰：结作网罟，以取牺牲，故曰“伏牺”。或曰“包牺”，言取牺而包之。顾氏读包为庖，取其牺牲以供庖厨。顾氏又引《帝王世纪》云：“伏牺母曰华胥，有巨人迹，出于雷泽，华胥以足履之，有娠，生伏牺于成纪，蛇身人首。”《月令》云：“其帝太昊。”《系辞》云：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。”是直变“包”言“伏”耳。则伏牺是皇，言“王天下”者，以皇与帝、王据迹为优劣，通亦为王。故《礼运》云“昔者先王”，亦谓上代为王。但自下言之，则以上身为王，据王身于下，谓之“王天下”也。知伏牺“始画八卦”者，以《系辞》云“包牺氏之王天下也”，后乃云：“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”，故知之也。知时“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”者，亦以《系辞》云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盖取诸夬”，是造书契可以代结绳也。彼直言“后世圣人”，知是伏牺者，以理比况而知。何则？八卦画万物之象，文字书百事之名，故《系辞》曰：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始画八卦。”是万象见于卦。然画亦书也，与卦相类，故知书契亦伏牺时也。由此孔意正欲须言伏牺时有书契，本不取于八卦。今云“八卦”者，明书、卦相类，据《系辞》有画八卦之成文而言，明伏牺造书契也。言“结绳”者，当如郑注云：“为约，事大大其绳，事小小其绳。王肃亦曰“结绳，识其政事”是也。言“书契”者，郑云：“书之于木，刻其侧为契，各持其一，后以相考合，若结绳之为治。”孔无明说，义或当然。《说文》云：“文者，物象之本也。”“籍”者，借也，借此简书以记录政事，故曰“籍”。“盖取诸夬”，“夬”者，决也，言文籍所以决断，宣扬王政，是以夬。《繇》曰：“扬于王庭。”《系辞》云“包牺氏之王天下”，又云“作结绳而为罔罟，盖取诸离”。彼谓结罔罟之绳，与结为政之绳异也。若然，《尚书纬》及《孝经谶》皆云三皇无文字，又班固、马融、郑玄、王肃诸儒皆以为文籍初自五帝，亦云三皇未有文字，与此说不同。何也？又苍颉造书出于《世本》，苍颉岂伏牺时乎？且《系辞》云黄帝、尧、舜为九事之目，未乃云：“上古结绳以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是后世圣人即黄帝、尧、舜，何得为伏牺哉？孔何所据而更与《系辞》相反，如此不同者？《艺文志》曰：“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”况遭秦焚书之后，群言竞出，其纬文鄙近，不出圣人，前贤共疑，有所不取。通人考正，伪起哀、平，则孔君之时，未有此《纬》，何可引以为难乎？其马、郑诸儒，以据文立说，见后世圣人在九事之科，便谓书起五帝，自所见有异，亦不可难孔也。而《系辞》云后世圣人在九事之下者，有以而然。案彼文先历说伏牺、神农“盖取”，下乃云：“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盖取诸乾坤。”是黄帝、尧、舜之事也。又舟楫取涣，服牛取随，重门取豫，臼杵取小过，弧矢取睽，此五者时无所系，在黄帝、尧、舜时以否皆可以通也。至于宫室、葬与书契，皆先言“上古”、“古者”，乃言“后世圣人易之”，则别起事之端，不指黄帝、尧、舜时。以此葬事云“古者”不云“上古”，而云“易之以棺椁”。棺椁自殷汤而然，非是彼时之验，则上古结绳何废伏牺前也？其苍颉，则说者不同，故《世本》云：“苍颉作书。”司马迁、班固、韦诞、宋忠、傅玄皆云：“苍颉，黄帝之史官也。”崔瑗，曹植，蔡邕，索靖皆直云：“古之王也。”徐整云：“在神农、黄帝之间。”谯周云：“在炎帝之世。”卫氏云：“当在庖牺、苍帝之世。”慎到云：“在庖牺之前。”张揖云：“苍颉为帝王，生于禅通之纪。”《广雅》曰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，分为十纪。则大率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。十纪者，九头一也，五龙二也，摄提三也，合雒四也，连通五也，序命六也，循飞七也，因提八也，禅通九也，流讫十也。如揖此言，则苍颉在获麟前二十七万六千馀年。是说苍颉其年代莫能有定，亦不可以难孔也。然纪自燧人而下，揖以为自开辟而设，又伏牺前六纪后三纪，亦为据张揖、慎到、徐整等说，亦不可以年断。其涚讫之纪，似自黄帝为始耳。又依《易纬·通卦验》，燧人在伏牺前，“表计置其刻曰：苍牙通灵，昌之成，孔演命，明道经”。郑玄注云：“刻谓刻石而记识之。”据此，伏牺前己有文字矣。又《阴阳书》称天老对黄帝云：“凤皇之象，首戴德，背负仁，颈荷义，膺抱信，足履政，尾系武。”又《山海经》云：“凤皇首文曰德，背文曰义，翼文曰顺，膺文曰仁，腹文曰信。”又《易·系辞》云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是文字与天地并兴焉。又《韩诗外传》称古封太山、禅梁甫者万馀人，仲尼观焉不能尽识。又《管子》书称管仲对齐桓公曰：“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，夷吾所识十二而已。”首有“无怀氏封太山，禅云云”。其登封者皆刻石纪号，但远者字有雕毁，故不可识，则夷吾所不识者六十家，又在无怀氏前，孔子睹而不识，又多于夷吾，是文字在伏牺之前己自久远，何怪伏牺而有书契乎？如此者，盖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，至伏牺乃用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，是教世之用，犹燧人有火，中古用以燔黍捭豚，后圣乃修其利相似。文字理本有之，用否随世而渐也。若然，惟《系辞》至神农始有噬嗑与益，则伏牺时其卦未重，当无杂卦，而得有取诸夬者，此自郑玄等说耳。案《说卦》曰：“昔者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蓍。”《系辞》曰：“天生神物，圣人则之。”则伏牺用蓍而筮矣。故郑注《说卦》亦曰：“昔者圣人，谓伏牺文王也。”《系辞》又曰：“十有八变而成卦。”是言爻皆三归奇为三变，十八变则六爻明矣。则筮皆六爻，伏牺有筮，则有六爻，何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？
伏牺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“三坟”言大道也。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，谓之“五典”，言常道也。○少，诗照反。昊，胡老反。少昊。金天氏，名挚，字青阳，一曰玄器，已姓。黄帝之子，母曰女节。以金德王，五帝之最先。颛音专。顼，许玉反。颛顼，高阳氏，姬姓。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，母曰景仆，谓之女枢。以水德王，五帝之二也。高辛，帝喾也，姬姓。喾，口毒反。母曰不见。以木德王，五帝之三也。唐，帝尧也，姓伊耆氏。尧初为唐侯，后为天子，都陶，故号陶唐氏。帝喾之子，帝挚之弟，母曰庆都。以火德王，五帝之四也。虞，帝舜也，姓姚氏，国号有虞。颛顼六世孙，瞽瞍之子，母曰握登。以土德王，五帝之五也。先儒解三皇五帝与孔子同，并见发题
[疏]“伏牺”至“常道”也。○正义曰：坟”，大也。以所论三皇之事，其道至大，故曰“言大道也”。以“典”者，常也，言五帝之道，可以百代常行，故曰“言常道也”。此三皇五帝，或举德号，或举地名，或直指其人，言及便称，不为义例。顾氏引《帝王世纪》云：农母曰女登，有神龙首感女登而生炎帝，人身牛首。黄帝母曰附宝，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，附宝感而怀孕，二十四月而生黄，日角龙颜。少昊金天氏母曰女节，有星如虹下流，意感而生少昊。颛顼母曰景仆，昌意正妃，谓之女枢，有星贯月如虹，感女枢于幽房之宫而生颛顼。尧母曰庆都，观河遇赤龙，晻然阴风，感而有孕，十四月而生尧。又云舜母曰握登，见大虹感而生舜。此言“谓之三坟”，“谓之五典”者，因《左传》有“三坟五典”之文，故指而谓之。然五帝之书皆谓之典，则《虞书·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之属，亦应称典。所以别立名者，若主论帝德，则以典为名，其臣下所为，随义立称。其“三坟”直云“言大道也”，“五典”直云“言常道也”，不训“坟”、“典”之名者，以坟大典常，常训可知，故略之也。“常道”所以与“大道”为异者，以帝者公平天下，其道可以常行，故以“典”言之。而皇优于帝，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，又更大于常，故言“坟”也。此为对例耳。虽少有优劣，皆是大道，并可常行。故《礼运》云：“以大道之行”为五帝时也。然帝号同天，名所莫加，优而称“皇”者，以“皇”是美大之名，言大于帝也。故后代措庙立主，尊之曰“皇”，生者莫敢称焉。而士庶祖父称曰“皇”者，以取美名，可以通称故也。案《左传》上有“三坟五典”，不言坟是三皇之书，典是五帝之书。孔知然者，案今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是二帝二典，推此二典而上，则五帝当五典，是五典为五帝之书。今三坟之书在五典之上，数与三皇相当，坟又大名，与皇义相类，故云三皇之书为三坟。孔君必知三皇有书者，案《周礼·小史职》“掌三皇五帝之书”，是其明文也。郑玄亦云其书即三坟五典。但郑玄以三皇无文，或据后录定。孔君以为书者记当时之事，不可以在后追录，若当时无书，后代何以得知其道也？此亦孔君所据三皇有文字之验耳。郑玄注《中候》，依《运斗枢》以伏牺、女娲、神农为三皇，又云五帝坐，帝鸿、金天、高阳、高辛、唐、虞氏。知不尔者，孔君既不依纬，不可以纬难之。又易兴作之条，不见有女娲，何以辄数？又郑玄云：“女娲修伏牺之道，无改作则。”已上修旧者众，岂皆为皇乎？既不数女娲，不可不取黄帝以充三皇耳。又郑玄数五帝，何以六人？或为之说云，德协五帝，座不限多少，故六人亦名五帝。若六帝何有五座？而皇指大帝，所谓“耀魄宝”，止一而已，本自无三皇，何云三皇？岂可三皇数人，五帝数座，二文舛互，自相乖阻也。其诸儒说三皇，或数燧人，或数祝融以配牺、农者，其五帝皆自轩辕，不数少昊，斯亦非矣。何燧人说者以为伏牺之前，据易曰“帝出于震”，震，东方，其帝太昊。又云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”，言古者制作莫先于伏牺，何以燧人侧在前乎？又祝融及颛顼以下火官之号，金天已上百官之号，以其征五经，无云祝融为皇者，纵有，不过如共工氏。共工有水瑞，乃与牺、农、轩、挚相类，尚云霸其九州，祝融本无此瑞，何可数之乎？《左传》曰：“少昊之立，凤鸟适至。”于《月令》又在秋享食，所谓白帝之室者也，何为独非帝乎？故孔君以黄帝上数为皇，少昊为五帝之首耳。若然，案今《世本·帝系》及《大戴礼·五帝德》并《家语》宰我问、太史公《五帝本纪》皆以黄帝为五帝，此乃史籍明文，而孔君不从之者。孟轲曰：“信《书》不如其无《书》，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。”言书以渐染之滥也。孟轲已然，况后之说者乎？又《帝系》、《本纪》、《家语》、《五帝德》皆云：“少昊即黄帝子青阳是也，颛顼黄帝孙、昌意子，帝喾高辛氏为黄帝曾孙、玄嚣孙、侨极子，尧为帝喾子，舜为颛顼七世孙。此等之书，说五帝而以黄帝为首者，原由《世本》。经于暴秦，为儒者所乱。《家语》则王肃多私定，《大戴礼》、《本纪》出于《世本》，以此而同。盖以少昊而下皆出黄帝，故不得不先说黄帝，因此谬为五帝耳。亦由《系辞》以黄帝与尧、舜同事，故儒者共数之焉。孔君今者意以《月令》春曰太昊，夏曰炎帝，中央曰黄帝，依次以为三皇。又依《系辞》，先包牺氏王。没，神农氏作。又没，黄帝氏作。亦文相次。皆著作见于易，此三皇之明文也。《月令》秋曰少昊，冬曰颛顼，自此为五帝。然黄帝是皇，今言“帝”不云“皇”者，以皇亦帝也，别其美名耳。太昊为皇，《月令》亦曰“其帝太昊”，易曰“帝出于震”是也。又轩辕之称黄帝，犹神农之云炎帝，神农于《月令》为炎帝，不怪炎帝为皇，何怪轩辕称帝？而梁主云：“书起轩辕，同以燧人为皇，其五帝自黄帝至尧而止。知帝不可以过五，故曰舜非三王，亦非五帝，与三王为四代而已。”其言与诗之为体，不雅则风，除皇已下不王则帝，何有非王非帝，以为何人乎？典，谟皆云“帝曰”，非帝如何！ 至于夏、商、周之书，虽设教不伦，雅诰奥义，其归一揆。○夏，禹天下号也。以金德王，三王之最先。商，汤天下号，亦号殷，以水德王，三王之二也。周，文王、武王有天下号也。以木德王，三王之三也。诰，故报反，告也，示也。奥，乌报反，深也。揆，葵癸反，度也。
[疏]“至于”至“一揆”○正义曰：既皇书称“坟”，帝书称“典”，除皇与帝坟、典之外，以次累陈，故言“至于”。夏、商、周三代之书，虽复当时所设之教，与皇及帝坟、典之等不相伦类，要其言皆是雅正辞诰，有深奥之义，其所归趣与坟、典一揆。明虽事异坟、典而理趣终同，故所以同入《尚书》，共为世教也。孔君之意，以坟、典亦是《尚书》，故此因坟、典而及三代。下云“讨论坟、典，断自唐、虞以下”，是坟、典亦是《尚书》之内，而小史偏掌之者，以其远代故也。此既言坟、典，不依外文连类，解八索、九丘，而言三代之书厕于其间者，孔意以坟、典是《尚书》，丘、索是《尚书》外物，欲先说《尚书》事讫，然后及其外物，故先言之也。夏、商、周之书，皆训诰誓命之事，言“设教”者，以此训诰誓命即为教而设，故云“设教”也。言“不伦”者，伦，类也。三代战争不与皇帝等类，若然，五帝称“典”，三王劣而不伦，不得称“典”。则三代非典，不可常行，何以垂法乎？然三王世浇，不如上代，故随事立名，虽篇不目典，理实是典，故曰“雅诰奥义，其归一揆”，即为典之谓也。然三王之书，惟无典谟，以外训、诰、誓、命、歌、贡、征、范，类犹有八，独言“诰”者，以别而言之。其类有八，文从要约，一“诰”兼焉。何者？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诰示，故总谓之“诰”。又言“奥义”者，指其言谓之诰，论其理谓之义，故以义配焉。言“其归一揆”，见三代自归于一，亦与坟、典为一揆者，况喻之义。假譬人射，莫不皆发，志揆度于的，犹如圣人立教，亦同揆度于至理，故云“一揆”。
是故历代宝之，以为大训。
[疏]正义曰：《顾命》云：“越玉五重，陈宝。”即以赤刀、大训在西序，是“宝之，以为大训”之文。彼注以典谟为之，与此相当。要六艺皆是，此直为《书》者，指而言之，故彼注亦然也。彼直周时宝之，此知历代者，以坟、典久远，周尚宝之，前代可知，故言“历代”耳。
八卦之说，谓之“八索”，求其义也。九州之志，谓之“九丘”。丘，聚也。言九州所有，土地所生，风气所宜，皆聚此书也。○八索，所白反，下同，求也。徐音素，本或作素。
[疏]“八卦”至“此书”也。○正义曰：以坟、典因外文而知其丘、索与坟、典文连，故连而说之，故总引传文以充足己意，且为于下见与坟、典俱被黜削，故说而以为首引。言为论八卦事义之说者，其书谓之“八索”。其论九州之事所有志记者，其书谓之九丘，所以名“丘”者，以丘，聚也，言于九州当有土地所生之物，风气所宜之事，莫不皆聚见于此书，故谓之“九丘”焉。然八卦言之“说”，九州言之“志”，不同者，以八卦交互相说其理，九州当州有所志识，以此而不同。此“索”谓求索，亦为搜索，以易八卦为主，故易曰：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。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。”又曰：“八卦相荡。”是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皆出于八卦。就八卦而求其理，则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，天下之事得，故谓之“索”，非一索再索而已。此“索”于《左传》亦或谓之“索”，说有不同，皆后人失其真理，妄穿凿耳。其“九丘”取名于聚，义多如山丘，故为聚。《左传》或谓之“九区”，得为说当九州之区域，义亦通也。又言“九州所有”，此一句与下为总，即“土地所生，风气所宜”是所有也。言“土地所生”，即其动物、植物，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。又云“风气所宜”者，亦与土地所生大同。何者？以九州各有土地，有生与不生，由风气所宜与不宜。此亦《职方》、《禹贡》之类。别而言之，“土地所生”若《禹贡》之“厥贡”、“厥篚”也，“风气所宜”若《职方》其畜宜若干、其民若干男、若干女是也。上“坟”、“典”及“索”不别训之，以可知，故略之。“丘”训既难，又须别言“九州所宜”已下，故先训之，于下结义，故云“皆聚此书”也。 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，楚左史倚相“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”，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。○左史，史官左右。倚，于绮反，刘琴绮反。相，息亮反。倚相，楚灵王时史官也。
[疏]“春秋”至“遗书”也。正义曰：以上因有外文言坟、典、丘、索而谓之，故引成文以证结之。此昭十二年《左传》楚灵王见倚相趋过，告右尹子革以此辞。知“倚相”是其名字，盖为太史，而主记左动之事，谓之“左史”。不然，或楚俗与诸国不同，官多以左右为名，或别有此左史乎？彼子革答王云：“倚相，臣问《祈招》之诗而不知，若问远焉，其焉能知之？”彼以为倚相不能读之。此云“能”者，以此据《左传》成文，因王言而引之。假不能读，事亦无妨，况子革欲开谏王之路，倚相未必不能读也。言此坟、典、丘，索即此书是谓上世帝王遗馀之书也。以楚王论时已在三王之末，故云“遗书”。其丘、索知是前事，亦不知在何代，故直总言“帝王”耳。
先君孔子，生于周末，史籍之烦文，惧览之者不一，遂乃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明旧章，删《诗》为三百篇，约史记而修《春秋》，赞易道以黜八索，述《职方》以除九丘。○删，色奸反。
[疏]“先君”至“九丘”。○正义曰：既结申帝王遗书，欲言孔子就而刊定。《孔子世家》云，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，而上尊先祖，故曰“先君”。《谷梁》以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，《左传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子卒，计以周灵王时生，敬王时卒，故为“周末”。上云“文籍”，下云“灭先代典籍”，此言“史籍”。“籍”者，古书之大名。由文而有籍。谓之“文籍”；因史所书谓之“史籍”；可以为常，故曰“典籍”，义亦相通也。但上因书契而言“文”，下伤秦灭道以称“典”，于此言“史”者，不但义通上下，又以此“史籍”不必是先王正史，是后代好事者作，以此惧其不一，故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先言“定《礼》、《乐》”者，欲明孔子欲反于圣道以归于一，故先言其旧行可从者。修而不改曰“定”，就而减削曰“删”，准依其事曰“约”，因而佐成曰“赞”，显而明之曰“述”，各从义理而言。独《礼》、《乐》不改者，以《礼》、《乐》圣人制作，已无贵位，故因而定之。又云“明旧章”者，即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易、《春秋》是也。以“易道”、“职方”与“黜八索”、“除九丘”相对，其约史记以删《诗》、《书》为偶，其定《礼》、《乐》文孤，故以“明旧章”配之，作文之体也。易亦是圣人所作，不言“定”者，以易非如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人之行事，不须云“定”。又因而为作《十翼》，故云“赞”耳。易文在下者，亦为“黜八索”与“除九丘”相近故也。为文之便，不为义例。孔子之修六艺，年月孔无明说。《论语》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则孔子以鲁哀公十一年反鲁为大夫，十二年《孟子》卒，孔子吊，则致仕时年七十以后。“脩”，述也。《诗》有序三百一十一篇，全者三百五篇，云“三百”者，亦举全数计。《职方》在《周礼·夏官》，亦武帝时出于山岩屋壁，即藏秘府，世人莫见。以孔君为武帝博士，于秘府而见为。知必“黜八索”、“除九丘”者，以三坟、五典本有八，今序只有二典而已，其三典、三坟今乃寂寞，明其除去，既坟、典书内之正尚有去者，况书外乎？故知丘、索亦黜除也。“黜”与“除”其义一也，黜退不用而除去之。必云“赞易道以黜”者，以不有所兴，孰有所废故也。《职方》即《周礼》也，上已云“定《礼》、《乐》”，即《职方》在其内。别云述之，以为“除九丘”，举其类者以言之。则云“述”者，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，更有书以述之。
讨论坟、典，断自唐虞以下，讫于周。芟夷烦乱，翦截浮辞，举其宏纲，撮其机要，足以垂世立教，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凡百篇。○断，丁乱反。讫，居乙反，又许乙反。芟，色咸反。翦，咨浅反。撮，七活反。机，本又作几。典凡十五篇，正典二，摄十三，十一篇亡。谟，莫胡反。凡三篇，正二，摄一。训凡十六篇，正二篇亡，摄十四，三篇亡。诰凡三十八篇，正八，摄三十，十八篇亡。誓，市制反。凡十篇，正八，摄二，十篇亡。命凡十八篇，正十二，三篇亡，摄六，四篇亡。
[疏]“讨论”至“百篇”。○正义曰：言孔子既惧览之者不一，不但删《诗》、约史、定《礼》、赞易，有所黜除而已，又讨整论理此三坟、五典并三代之书也。《论语》曰：“世叔讨论之。”郑以“讨论”为整理，孔君既取彼文，义亦当然。以书是乱物，故就而整理之。若然，坟、典周公制礼，使小史掌之；而孔子除之者，盖随世不同亦可，孔子之时，坟、典已杂乱，故因去之。《左传》曰“芟夷蕴崇之”，又曰“俘翦惟命”，《诗》曰“海外有截”，此孔君所取之文也。“芟夷”者，据全代、全篇似草随次皆芟，使平夷。若自帝喾己上三典、三坟是芟夷之文，自夏至周虽有所留，全篇去之而多者，即“芟夷”也。“翦截”者，就代就篇辞有浮者翦截而去之，去而少者为“翦截”也。“举其宏纲”即上“芟夷烦乱”也，“撮其机要”即上“翦截浮辞”也。且“宏纲”云“举”，是据篇、代大者言之；“机要”云“撮”，为就篇、代之内而撮出之耳。“宏”，大也；“纲”者，网之索，举大纲则众目随之。“机”者，机关，撮取其机关之要者，“断自唐虞以下”者，孔无明说。《书纬》以为帝喾以上，朴略难传，唐虞已来，焕炳可法。又禅让之首，至周五代一意故耳，孔义或然。“典”即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，“谟”即《大禹谟》、《皋陶谟》，“训”即《伊训》、《高宗之训》，“诰”即《汤诰》、《大诰》，“誓”即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，“命”即《毕命》、《顾命》之等是也。说者以《书》体例有十，此六者之外尚有征、贡、歌、范四者，并之则十矣。若《益稷》、《盘庚》，单言附于十事之例。今孔不言者，不但举其机约，亦自征、贡、歌、范非君出言之名，六者可以兼之。此云“凡百篇”，据序而数故耳。或云百二篇者，误有所由。以前汉之时，有东莱张霸伪造《尚书》百两篇，而为纬者附之。因此郑云：“异者其在大司徒、大仆正乎？此事为不经也。”郑作《书论》，依《尚书纬》云：“孔子求书，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，迄于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。断远取近，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，以百二篇为《尚书》，十八篇为《中候》。”以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，以上取黄帝玄孙，以为不可依用。今所考核《尚书》，首自舜之末年以禅于禹，上录舜之得用之事，由尧以为《尧典》，下取舜禅之后，以为舜让得人，故史体例别，而不必君言。若《禹贡》全非君言，而禹身事受禅之后无入《夏书》之言。是舜史自录成一法，后代因之耳。
所以恢弘至道，示人主以轨范也。帝王之制，坦然明白，可举而行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。○恢，苦回反，大也。坦，土管反
[疏]“所以”至“其义”。○正义曰：此论孔子正理群经已毕，总而结之，故为此言。《家语》及《史记》皆云“孔子弟子三千人”，故云“三千之徒”也。
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，焚书坑儒，天下学士，逃难解散，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。○始皇名政，二十六年初并六国，自号始皇帝。焚《书》、《诗》在始皇之三十四年，坑儒在三十五年。坑，苦庚反。难，乃旦反。解音蟹。
[疏]“及秦”至“屋壁”。○正义曰：言孔子既定此书后，虽曰明白，反遭秦始皇灭除之。依《秦本纪》云，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，尊为皇帝，不复立谥，以为初并天下，故号始皇。为灭先代典籍，故云“坑儒焚书”。以即位三十四年，因置酒于咸阳宫，丞相李斯奏请“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亲烧之。有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者弃市。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”。制曰：“可。”是“焚书”也。三十五年，始皇以方士卢生求仙药不得，以为诽谤，诸生连相告引，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。是“坑儒”也。又卫宏《古文奇字序》云：“秦改古文以为篆隶，国人多诽谤。秦患天下不从，而召诸生，至者皆拜为郎，凡七百人。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，瓜实，乃使人上书曰：‘瓜冬有实。’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，人人各异，则皆使往视之。而为伏机，诸生方相论难，因发机，从上填之以土，皆终命也。”“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”者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，孔子生鲤，字伯鱼。鱼生伋，字子思。思生白，字子上。上生求，字子家。家生箕，字子京。京生穿，字子高。高生慎，慎为魏相。慎生鲋，鲋为陈涉博士。鲋弟子襄，为惠帝博士，长沙太守。襄生中。中生武。武生延陵及安国，为武帝博士，临淮太守。《家语序》云：“子襄以秦法峻急，壁中藏其家书。”是安国祖藏之。 汉室龙兴，开设学校，旁求儒雅，以阐大猷。济南伏生，年过九十，失其本经，口以传授。裁二十馀篇。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。百篇之义，世莫得闻。○校，户教反。《诗》笺云：“郑国谓学为校。”阐，尺善反，大也，明也。济，子礼反，郡名也。伏生，名胜。过，古卧反，后同。传，直专反，下“传之”同。“二十馀篇”即马、郑所注二十九篇也。
[疏]“汉室”至“得闻”。○正义曰：将言所藏之书得之所由，故本之也。言“龙兴”者，以易龙能变化，故比之圣人。九五“飞龙在天”，犹圣人在天子之位，故谓之“龙兴”也。言“学校”者，校，学之一名也。故《郑诗序》云“子衿，刺学校废”，《左传》云“然明请毁乡校”是也。《汉书》云：“惠帝除挟书之律，立学兴教，招聘名士。文景以后儒者更众，至武帝尤甚。”故云“旁求儒雅”。《诗·小雅》曰：“匪先民是程，匪大猷是经。”彼注云：“猷，道也。”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。伏生名胜，为秦二世博士，《儒林传》云：“孝文帝时，求能治《尚书》者，天下无有，闻伏生治之，欲召。时伏生年已九十有馀，老不能行，于是诏太常，使掌故臣晁错往受之。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齐鲁之间。”是“年过九十”也。案《史记》：“秦时焚书，伏生壁藏之。其后兵火起，流。汉定天下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以教于齐鲁之闲。”则伏生壁内得二十九篇。而云“失其本经，口以传授”者，盖伏生初实壁内得之以教齐鲁，传教既久，诵文则熟，至其末年，因其习诵，或亦目暗，至年九十晁错往受之时，不执经而口授之故也。又言“裁二十馀篇”者，意在伤亡，为少之文势。何者？以数法随所近而言之，若欲多之，当云得三十篇，今“裁二十馀篇”，言“裁”亦意以为少之辞。又二十九篇自是计卷，若计篇则三十四，去《泰誓》犹有三十一。案《史记》及《儒林传》皆云“伏生独得二十九篇，以教齐鲁”，则今之《泰誓》，非初伏生所得。案马融云“《泰誓》后得”，郑玄《书论》亦云“民间得《泰誓》”。《别录》曰：“武帝末，民有得《泰誓》书于壁内者，献之。与博士使读说之，数月皆起，传以教人。”则《泰誓》非伏生所传。而言二十九篇者，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《泰誓》出而得行，入于伏生所传内，故为史总之，并云伏生所出，不复曲别分析。云民间所得，其实得时不与伏生所传同也。但伏生虽无此一篇，而《书》传有八百诸侯俱至孟津，白鱼入舟之事，与《泰誓》事同，不知为伏生先为此说？不知为是《泰誓》出后。后人加增此语？案王充《论衡》及《后汉史》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，宣帝本始元年，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，得古文《泰誓》三篇。《论衡》又云：“以掘地所得者。”今《史》、《汉》书皆云伏生传二十九篇，则司马迁时已得《泰誓》，以并归于伏生，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。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，亦不可信。或者尔时重得之，故于后亦据而言之。《史记》云伏生得二十九篇，《武帝记》载今文《泰誓》末篇，由此刘向之作《别录》，班固为《儒林传》，不分明，因同于《史记》。而刘向云武帝末得之《泰誓》，理当是一。而古今文不同者，即马融所云：“吾见书传多矣，凡诸所引，今之《泰誓》皆无此言，而古文皆有。”则古文为真，亦复何疑？但于先有张霸之徒伪造《泰誓》，以藏壁中，故后得而惑世也。亦可今之《泰誓》百篇之外，若《周书》之例，以于时实有观兵之誓，但不录入《尚书》。故古文《泰誓》曰“皇天震怒，命我文考，肃将天威，大勋未集。肆予小子发，以尔友邦冢君，观政于商”是也。又云：“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”者，此文继在“伏生”之下，则言“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”，此伏生意也。若以伏生指解《尚书》之名，名已先有，有则当云名之《尚书》。既言“以其上古之书”，今先云“以其”，则伏生意之所加，则知“尚”字乃伏生所加也。以“尚”解上，则“尚”训为上。上者，下所慕尚，故义得为通也。孔君既陈伏生此义，于下更无是非，明即用伏生之说，故书此而论之。马融虽不见孔君此说，理自然同，故曰“上古有虞氏之书，故曰《尚书》”是也。王肃曰：“上所言，史所书，故曰《尚书》。”郑氏云：“尚者上也，尊而重之，若天书然，故曰《尚书》。”二家以“尚”与“书”相将，则上名不正出于伏生？郑玄依《书纬》，以“尚”字是孔子所加，故《书赞》曰：“孔子乃尊而命之曰《尚书》。”《璇玑钤》云：“因而谓之《书》，加尚以尊之。”又曰：“《书》务以天言之。”郑玄溺于《书纬》之说，何有人言而须系之于天乎？且孔君亲见伏生，不容不悉，自云伏生“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”，何云孔子加也？王肃云“上所言，史所书”，则“尚”字与“书”俱有，无先后。既直云“尚“，何以明上之所言？书者，以笔画记之辞，群书皆是，何知《书》要责史所为也？此其不若前儒之说密耳。云“上古”者亦无指定之目，自伏生言之，则于汉世，仰遵前代，自周已上皆是。马融云：“有虞氏为《书》之初耳。”若易历三世，则伏牺为上古，文王为中古，孔子为下古。《礼运》郑玄以先王食腥与易“上古结绳”同时，为上古，神农为中古，五帝为下古。其不相对，则无例耳。且太之与上为义不异，《礼》以唐虞为太古，以下有三代，冠而推之为然，是为不定则。但今世已上，仰之已古，便为上古耳。以《书》是本名，“尚”是伏生所加，故诸引《书》直云“《书》曰”，若有配代而言，则曰“《夏书》”无言“《尚书》”者。
至鲁共王好治宫室，坏孔子旧宅，以广其居，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皆科斗文字。王又升孔子堂，闻金石丝竹之音，乃不坏宅。○共音恭，亦作龚，又作恭。共王，汉景帝之子，名馀。好，呼报反，下“好古”同。坏音怪，下同。《字林》作《褱攴》，云公坏反，毁也。传谓《春秋》也，一云周易十翼，非经谓之传。论如字，又音伦。科，苦禾反。科斗，虫名，虾蟆子。书形似之。
[疏]“至鲁”至“坏宅”。○正义曰：欲云得百篇之由，故序其事。汉景帝之子名馀，封于鲁，为王，死谥曰共。存日以居于鲁，近孔子宅。好治宫室，故欲裒益，乃坏孔子旧宅，以增广其居。于所坏壁内得安国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皆是科斗文字。王虽得此书，犹坏不止。又升孔子庙堂，闻金钟石磬丝琴竹管之音，以惧其神异乃止，不复敢坏宅也。上言藏家书于屋壁，此亦屋壁内得书也，亦得及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。不从约云“得《尚书》”，而烦文言“虞夏商周之书”者，以壁内所得，上有题目“虞夏商周书”，其序直云“书序”，皆无“尚”字，故其目录亦然，故不云“尚书”而言“虞夏商周之书”。安国亦以此知“尚”字是伏生所加。惟此壁内所无，则书本无“尚”字明矣。凡书，非经则谓之传。言“及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”，正谓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是传也。汉武帝谓东方朔云：“传曰：‘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。’”又汉东平王刘云与其太师策书云：“传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”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云：“传曰：‘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。’”是汉世通谓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为传也。以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非先王之书，是孔子所传说，故谓之传，所以异于先王之书也。上已云“坏孔子旧宅”，又云“乃不坏宅”者，初王意欲坏之，已坏其屋壁，闻八音之声，乃止，馀者不坏，明知已坏者亦不敢居，故云“乃不坏宅”耳。
悉以书还孔氏。科斗书废已久，时人无能知者，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，定其可知者，为隶古定，更以竹简写之，增多伏生二十五篇。伏生又以《舜典》合于《尧典》，《益稷》合于《皋陶谟》，《盘庚》三篇合为一，《康王之诰》合于《顾命》，复出此篇，并序，凡五十九篇，为四十六卷。其馀错乱摩灭，弗可复知，悉上送官，藏之书府，以待能者。○隶音丽，谓用隶书写古文。二十五篇谓《虞书·大禹谟》，《夏书·五子之歌》、《胤征》，《商书·仲虺之诰》、《汤诰》、《伊训》、《太甲》三篇、《咸有一德》、《说命》三篇，《周书·泰誓》三篇、《武成》、《旅獒》、《微子之命》、《蔡仲之命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君陈》、《毕命》、《君牙》、《冏命》。合旧音合，又如字，下同。皋音高，本又作咎。陶音遥，本又作繇。盘，步干反，本又作般。复，扶又反，下同。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，其一是百篇之序。谓《虞书·汩作》、《九共》九篇、《膏饫》，《夏书·帝告》、《厘沃》、《汤征》、《汝鸠》、《汝方》，《商书·夏社》、《疑至》、《臣扈》、《典宝》、《明居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徂后》、《沃丁》、《咸乂》四篇、《伊陟》、《原命》、《仲丁》、《河亶甲》、《祖乙》、《高宗之训》，《周书·分器》、《旅巢命》、《归禾》、《嘉禾》、《成王政》、《将蒲姑》、《贿肃慎之命》、《亳姑》，凡四十二篇，亡。上，时掌反。
[疏]“悉以”至“能者”。○正义曰：既云王不坏宅，以惧神灵，因还其书。已前所得，言“悉以书还孔氏”，则上“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”等皆还之，故言“悉”也。科斗书，古文也，所谓苍颉本体，周所用之，以今所不识，是古人所为，故名“古文”。形多头粗尾细，状腹团圆，似水虫之科斗，故曰“科斗”也。以古文经秦不用，故云废已久矣，时人无能知识者。孔君以人无能知识之故，己欲传之，故以所闻伏生之书，比校起发，考论古文之义。考文而云“义”者，以上下事义推考其文，故云“义”也。“定其可知”者，就古文内定可知识者为隶古定。不言就伏生之书而云以其所闻者，明用伏生书外亦考之。故云“可知者”，谓并伏生书外有可知，不徒伏生书内而已。言“隶古”者，正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。存古为可慕，以隶为可识，故曰“隶古”，以虽隶而犹古。由此故谓孔君所传为古文也。古文者，苍颉旧体，周世所用之文字。案班固《汉志》及许氏《说文》，书本有六体：一曰指事，上下；二曰象形，日月；三曰形声，江河；四曰会意，武信；五曰转注，考老；六曰假借，令长。此造字之本也。自苍颉以至今，字体虽变，此本皆同，古今不易也。自苍颉以至周宣，皆苍颉之体，未闻其异。宣王纪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，号曰篆籀，惟篆与苍颉二体而已。卫恒曰：“苍颉造书，观于鸟迹，因而遂滋，则谓之字。字有六义，其文至于三代不改。及秦用篆书，焚烧先代典籍，古文绝矣。”许慎《说文》言自秦有八体：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书，八曰隶书。亡新居摄，以应制作，改定古文，使甄丰校定，时有六书：一曰古文，孔子壁内书也；二曰奇字，即古字有异者；三曰篆书，即小篆，下杜人程邈所作也；四曰佐书，秦隶书也；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；六曰鸟虫书，所以书幡信也。由此而论，即秦罢古文而有八体，非古文矣。以至亡新六书并八体，亦用书之六体以造其字。其亡新六书于秦八体，用其小篆、虫书、摹印、隶书，去其大篆、刻符、殳书、署书，而加以古文与奇字，其刻符及署书盖同摹印，殳书同于缪篆，大篆正古文之别，以慕古故乃用古文与奇字而不用大篆也。是孔子壁内古文即苍颉之体，故郑玄云：“书初出屋壁，皆周时象形文字，今所谓科斗书。”以形言之为科斗，指体即周之古文。郑玄知者，若于周时秦世所有，至汉犹当识之，不得云无能知者。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内古文，是其证也。或以古文即大篆，非也。何者？八体六书自大篆，与古文不同；又秦有大篆，若大篆是古文，不得云“古文遂绝”，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。六书古文与虫书本别，则虫书非科斗书也。郑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，总指六书象科斗之形，不谓六书之内“一曰象形”也。又云“更以竹简写之”，明留其壁内之本也。顾氏云：“策长二尺四寸，简长一尺二寸。”“曾多伏生二十五篇”者，以壁内古文篇题殊别，故知“以《舜典》合于《尧典》，《益稷》合于《皋陶谟》”。伏生之本亦壁内古文而合之者，盖以老而口授之时，因诵而连之，故殊耳。其《盘庚》本当同卷，故有并也。《康王之诰》以一时之事，连诵而同卷，当以“王出在应门之内”为篇首，及以“王若曰，庶邦”亦误矣。以伏生本二十八篇，《盘庚》出二篇，加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、《康王之诰》凡五篇为三十三篇，加所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，加序一篇为五十九篇，云“复出此篇，并序，凡五十九篇”。此云“为四十六卷”者，谓除序也。下云“定五十八篇，既毕”，不更云卷数，明四十六卷故尔。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，故知然矣。此云“四十六卷”者，不见安国明说，盖以同序者同卷，异序者异卷，故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。何者？五十八篇内有《太甲》、《盘庚》、《说命》、《泰誓》皆三篇共卷，减其八，又《大禹谟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又三篇同序共卷，其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亦三篇同序共卷，则又减四，通前十二，以五十八减十二，非四十六卷而何？其《康王之诰》乃与《顾命》别卷，以别序故也。“其馀错乱摩灭”，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，以不可复知，亦上送官。其可知者己用竹简写得其本，亦俱送入府，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。以后生可畏，或贤圣间出，故须藏之以待能整理读之者。
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，于是遂研精覃思，博考经籍，扌采摭群言，以立训传。约文申义，敷畅厥旨，庶几有补于将来。○为，于伪反。覃，徒南反，深也。思，息嗣反。扌采，本又作采。摭，之石反，一音之若反。敷，芳夫反。畅，丑亮反。
[疏]“承诏”至“将来”。○正义曰：安国时为武帝博士，孔君考正古文之日，帝之所知，亦既定讫，当以闻于帝，帝令注解，故云“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”。以注者多言曰“传”，“传”者，传通故也。以“传”名出自丘明。宾牟贾对孔子曰“史失其传”。又《丧服》儒者皆云子夏作传，是“传”名久矣。但大率秦汉之际，多名为“传”；于后儒者以其传多，或有改之别云“注解”者；仍有同者，以当时之意耳。说者为例院“前汉称传，于后皆称注”，误矣。何者？马融、王肃亦称注名为“传”，传何有例乎？以圣道弘深，当须详悉，于是研核精审，覃静思虑以求其理，冀免乖违，既顾察经文，又取证于外，故须广博推考群经六籍，又捃拾采摭群书之言，以此文证造立训解，为之作传。明不率尔。虽复广证，亦不烦多，为传直约省文，令得申尽其义。明文要义通，不假烦多也。以此得申，故能遍布通畅《书》之旨意，是辞达而已，不求于烦。既义畅而文要，则观者晓悟，故云庶几有所补益于将来，读之者得悟而有益也。敷，布也。厥，其也。庶，幸也。几，冀也。《尔雅》有训。既云“经籍”，又称“群言”者，“经籍”，五经是也；“群言”，子史是也。以《书》与经籍理相因通，故云“博考”；子史时有所须，故云“采摭”耳。案孔君此传辞旨不多，是“约文”也。要文无不解，是“申义”也。其义既申，故云敷畅其义之旨趣耳。考其此注，不但言少，《书》之为言多须诂训，而孔君为例，一训之后，重训者少，此亦约文也。
《书序》，序所以为作者之意。昭然义见，宜相附近，故引之各冠其篇首，定五十八篇。既毕，会国有巫蛊事，经籍道息，用不复以闻，传之子孙，以贻后代。若好古博雅君子，与我同志，亦所不隐也。○为，于伪反，又如字。见，贤遍反。冠，工乱反。巫蛊，汉武帝末征和中，江充造蛊败戾太子，故经籍道息焉。巫音无。蛊音古。贻，以之反。
[疏]“书序”至“隐也”。○正义曰：孔君既言己立传之意，又当斟酌所宜。而《书序》虽名为序，不是总陈书意泛论，乃篇篇各序作意，但作序者不敢厕于正经，故谦而聚于下。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谦，须从利益而欲分之，从便云序，序所以当篇为作此书之意，则是当篇作意观序而昭然，意义显见。既义见由序，此序宜各与其本篇相从附近，不宜聚于一处。故每篇引而分之，各冠加于篇首，令意昭见。序既分散，损其一篇，故定五十八篇。然此本承诏而作，作毕当以上奏闻知，但会值国家有巫蛊之事，好爱经籍之道灭息，假奏亦不能行用，为此之故，不复以此传奏闻。亦以既传成不得闻上，惟自传于己之子孙，以遗与后世之人使行之。亦不敢望后世必行，故云若后世有好爱古道、广博学问、志怀雅正如此之君子，冀能与我同于慕古之志，以行我道。我道得此人流行，亦所以传不隐蔽。是弘道由人也。言“巫蛊”者，《王制》曰：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左道谓巫蛊之属。”以非正道，故谓之左道。以蛊皆巫之所行，故云巫蛊。蛊者总名。《左传》云：“惑蛊其君。”则蛊者怪惑之名。指体则药毒害人者是，若行符厌俗之为魅，令人蛊惑夭年伤性皆是也。依《汉书》，此时武帝末年，上已年老，淫惑鬼神，崇信巫术。由此奸人江充因而行诈，先于太子宫埋桐人，告上云：“太子宫有蛊气。”上信之，使江充治之，于太子宫果得桐人。太子知己不为此，以江充故为陷己，因而杀之。而帝不知太子实心，谓江充言为实，即诏丞相刘屈牦发三辅兵讨之。太子看长安因与斗，不胜而出走，奔湖关自杀。此即巫蛊事也。言“不隐”者，不谓恐隐藏己道，以己道人所不知，惧其幽隐，人能行之使显，为不隐蔽耳。易曰：“谦谦君子。”仁者好谦，而孔君自作揄扬。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，欲令人睹此言，知己传是深远，因而有所晓寤，令之有益，故不可以苟谦也。亦犹孔子曰：“何有于我哉”。
[疏]正义曰：道本冲寂，非有名言。既形以道生，物由名举，则凡诸经史，因物立名。物有本形，形从事着，圣贤阐教，事显于言，言惬群心，书而示法，既书有法，因号曰“书”。后人见其久远，自于上世，“尚”者，上也。言此上代以来之书，故曰“尚书”。且言者意之声，书者言之记，是故存言以声意，立书以记言。故易曰：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”是言者意之筌蹄，书言相生者也。书者，舒也。《书纬·璇玑钤》云：“书者，如也。”则书者，写其言，如其意，情得展舒也。又刘熙《释名》云：“书者，庶也，以记庶物。又为着。”言事得彰着。五经六籍皆是笔书，此独称“书”者，以彼五经者非是君口出言，即书为法，所书之事，各有云为，遂以所为别立其称。称以事立，故不名“书”。至于此书者，本书君事，事虽有别，正是君言，言而见书，因而立号，以此之故，名异诸部。但诸部之书，随事立名，名以事举，要名立之后，亦是笔书，故百氏六经总曰“书”也。《论谶》所谓“题意别名，各自载耳”。昭二年《左传》曰，晋韩起适鲁，“观书于太史氏，见易象与《鲁春秋》”。此总名“书”也。“序”者，言序述《尚书》起、存亡注说之由，序为《尚书》而作，故曰“尚书序”。《周颂》曰：“继序思不忘。”《毛传》云：“序者，绪也。”则绪述其事，使理相胤续，若茧之抽绪。但易有《序卦》，子夏作《诗序》，孔子亦作《尚书序》，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。郑玄谓之“赞”者，以序不分散，避其序名，故谓之“赞”。赞者，明也，佐也。佐成序义，明以注解故也。安国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，故已之总述亦谓之“序”。事不烦重，义无所嫌故也。
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○伏牺氏，伏古作虙，牺本又作羲，亦作戏，辞皮反。《说文》云，贾侍中说此牺非古字。张揖《字诂》云：“羲古字，戏今字。”一号包羲氏。三皇之最先，风姓，母曰华胥，以木德王，即太皞也。王，于况反。画，乎麦反。卦，俱卖反。契，苦计反。书者，文字；契者，刻木而书其侧：故曰“书契”也。一云以书契约其事也。郑玄云：“以书书木边，言其事，刻其木，谓之书契也。”结绳，《易·系辞》上：“上古结绳以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文，文字也。籍，籍书
[疏]“古者”至“生焉”○正义曰：“代结绳”者，言前世之政用结绳，今有书契以代之。则伏牺时始有文字以书事，故曰“由是文籍生焉”。自今本昔曰“古”。古者以圣德伏物教人取牺牲，故曰“伏牺”。字或作宓牺，音亦同。《律历志》曰：结作网罟，以取牺牲，故曰“伏牺”。或曰“包牺”，言取牺而包之。顾氏读包为庖，取其牺牲以供庖厨。顾氏又引《帝王世纪》云：“伏牺母曰华胥，有巨人迹，出于雷泽，华胥以足履之，有娠，生伏牺于成纪，蛇身人首。”《月令》云：“其帝太昊。”《系辞》云：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。”是直变“包”言“伏”耳。则伏牺是皇，言“王天下”者，以皇与帝、王据迹为优劣，通亦为王。故《礼运》云“昔者先王”，亦谓上代为王。但自下言之，则以上身为王，据王身于下，谓之“王天下”也。知伏牺“始画八卦”者，以《系辞》云“包牺氏之王天下也”，后乃云：“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”，故知之也。知时“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”者，亦以《系辞》云“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，盖取诸夬”，是造书契可以代结绳也。彼直言“后世圣人”，知是伏牺者，以理比况而知。何则？八卦画万物之象，文字书百事之名，故《系辞》曰：“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始画八卦。”是万象见于卦。然画亦书也，与卦相类，故知书契亦伏牺时也。由此孔意正欲须言伏牺时有书契，本不取于八卦。今云“八卦”者，明书、卦相类，据《系辞》有画八卦之成文而言，明伏牺造书契也。言“结绳”者，当如郑注云：“为约，事大大其绳，事小小其绳。王肃亦曰“结绳，识其政事”是也。言“书契”者，郑云：“书之于木，刻其侧为契，各持其一，后以相考合，若结绳之为治。”孔无明说，义或当然。《说文》云：“文者，物象之本也。”“籍”者，借也，借此简书以记录政事，故曰“籍”。“盖取诸夬”，“夬”者，决也，言文籍所以决断，宣扬王政，是以夬。《繇》曰：“扬于王庭。”《系辞》云“包牺氏之王天下”，又云“作结绳而为罔罟，盖取诸离”。彼谓结罔罟之绳，与结为政之绳异也。若然，《尚书纬》及《孝经谶》皆云三皇无文字，又班固、马融、郑玄、王肃诸儒皆以为文籍初自五帝，亦云三皇未有文字，与此说不同。何也？又苍颉造书出于《世本》，苍颉岂伏牺时乎？且《系辞》云黄帝、尧、舜为九事之目，未乃云：“上古结绳以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是后世圣人即黄帝、尧、舜，何得为伏牺哉？孔何所据而更与《系辞》相反，如此不同者？《艺文志》曰：“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”况遭秦焚书之后，群言竞出，其纬文鄙近，不出圣人，前贤共疑，有所不取。通人考正，伪起哀、平，则孔君之时，未有此《纬》，何可引以为难乎？其马、郑诸儒，以据文立说，见后世圣人在九事之科，便谓书起五帝，自所见有异，亦不可难孔也。而《系辞》云后世圣人在九事之下者，有以而然。案彼文先历说伏牺、神农“盖取”，下乃云：“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盖取诸乾坤。”是黄帝、尧、舜之事也。又舟楫取涣，服牛取随，重门取豫，臼杵取小过，弧矢取睽，此五者时无所系，在黄帝、尧、舜时以否皆可以通也。至于宫室、葬与书契，皆先言“上古”、“古者”，乃言“后世圣人易之”，则别起事之端，不指黄帝、尧、舜时。以此葬事云“古者”不云“上古”，而云“易之以棺椁”。棺椁自殷汤而然，非是彼时之验，则上古结绳何废伏牺前也？其苍颉，则说者不同，故《世本》云：“苍颉作书。”司马迁、班固、韦诞、宋忠、傅玄皆云：“苍颉，黄帝之史官也。”崔瑗，曹植，蔡邕，索靖皆直云：“古之王也。”徐整云：“在神农、黄帝之间。”谯周云：“在炎帝之世。”卫氏云：“当在庖牺、苍帝之世。”慎到云：“在庖牺之前。”张揖云：“苍颉为帝王，生于禅通之纪。”《广雅》曰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，分为十纪。则大率一纪二十七万六千年。十纪者，九头一也，五龙二也，摄提三也，合雒四也，连通五也，序命六也，循飞七也，因提八也，禅通九也，流讫十也。如揖此言，则苍颉在获麟前二十七万六千馀年。是说苍颉其年代莫能有定，亦不可以难孔也。然纪自燧人而下，揖以为自开辟而设，又伏牺前六纪后三纪，亦为据张揖、慎到、徐整等说，亦不可以年断。其涚讫之纪，似自黄帝为始耳。又依《易纬·通卦验》，燧人在伏牺前，“表计置其刻曰：苍牙通灵，昌之成，孔演命，明道经”。郑玄注云：“刻谓刻石而记识之。”据此，伏牺前己有文字矣。又《阴阳书》称天老对黄帝云：“凤皇之象，首戴德，背负仁，颈荷义，膺抱信，足履政，尾系武。”又《山海经》云：“凤皇首文曰德，背文曰义，翼文曰顺，膺文曰仁，腹文曰信。”又《易·系辞》云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是文字与天地并兴焉。又《韩诗外传》称古封太山、禅梁甫者万馀人，仲尼观焉不能尽识。又《管子》书称管仲对齐桓公曰：“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，夷吾所识十二而已。”首有“无怀氏封太山，禅云云”。其登封者皆刻石纪号，但远者字有雕毁，故不可识，则夷吾所不识者六十家，又在无怀氏前，孔子睹而不识，又多于夷吾，是文字在伏牺之前己自久远，何怪伏牺而有书契乎？如此者，盖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，至伏牺乃用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，是教世之用，犹燧人有火，中古用以燔黍捭豚，后圣乃修其利相似。文字理本有之，用否随世而渐也。若然，惟《系辞》至神农始有噬嗑与益，则伏牺时其卦未重，当无杂卦，而得有取诸夬者，此自郑玄等说耳。案《说卦》曰：“昔者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蓍。”《系辞》曰：“天生神物，圣人则之。”则伏牺用蓍而筮矣。故郑注《说卦》亦曰：“昔者圣人，谓伏牺文王也。”《系辞》又曰：“十有八变而成卦。”是言爻皆三归奇为三变，十八变则六爻明矣。则筮皆六爻，伏牺有筮，则有六爻，何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？
伏牺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“三坟”言大道也。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，谓之“五典”，言常道也。○少，诗照反。昊，胡老反。少昊。金天氏，名挚，字青阳，一曰玄器，已姓。黄帝之子，母曰女节。以金德王，五帝之最先。颛音专。顼，许玉反。颛顼，高阳氏，姬姓。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，母曰景仆，谓之女枢。以水德王，五帝之二也。高辛，帝喾也，姬姓。喾，口毒反。母曰不见。以木德王，五帝之三也。唐，帝尧也，姓伊耆氏。尧初为唐侯，后为天子，都陶，故号陶唐氏。帝喾之子，帝挚之弟，母曰庆都。以火德王，五帝之四也。虞，帝舜也，姓姚氏，国号有虞。颛顼六世孙，瞽瞍之子，母曰握登。以土德王，五帝之五也。先儒解三皇五帝与孔子同，并见发题
[疏]“伏牺”至“常道”也。○正义曰：坟”，大也。以所论三皇之事，其道至大，故曰“言大道也”。以“典”者，常也，言五帝之道，可以百代常行，故曰“言常道也”。此三皇五帝，或举德号，或举地名，或直指其人，言及便称，不为义例。顾氏引《帝王世纪》云：农母曰女登，有神龙首感女登而生炎帝，人身牛首。黄帝母曰附宝，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，附宝感而怀孕，二十四月而生黄，日角龙颜。少昊金天氏母曰女节，有星如虹下流，意感而生少昊。颛顼母曰景仆，昌意正妃，谓之女枢，有星贯月如虹，感女枢于幽房之宫而生颛顼。尧母曰庆都，观河遇赤龙，晻然阴风，感而有孕，十四月而生尧。又云舜母曰握登，见大虹感而生舜。此言“谓之三坟”，“谓之五典”者，因《左传》有“三坟五典”之文，故指而谓之。然五帝之书皆谓之典，则《虞书·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之属，亦应称典。所以别立名者，若主论帝德，则以典为名，其臣下所为，随义立称。其“三坟”直云“言大道也”，“五典”直云“言常道也”，不训“坟”、“典”之名者，以坟大典常，常训可知，故略之也。“常道”所以与“大道”为异者，以帝者公平天下，其道可以常行，故以“典”言之。而皇优于帝，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，又更大于常，故言“坟”也。此为对例耳。虽少有优劣，皆是大道，并可常行。故《礼运》云：“以大道之行”为五帝时也。然帝号同天，名所莫加，优而称“皇”者，以“皇”是美大之名，言大于帝也。故后代措庙立主，尊之曰“皇”，生者莫敢称焉。而士庶祖父称曰“皇”者，以取美名，可以通称故也。案《左传》上有“三坟五典”，不言坟是三皇之书，典是五帝之书。孔知然者，案今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是二帝二典，推此二典而上，则五帝当五典，是五典为五帝之书。今三坟之书在五典之上，数与三皇相当，坟又大名，与皇义相类，故云三皇之书为三坟。孔君必知三皇有书者，案《周礼·小史职》“掌三皇五帝之书”，是其明文也。郑玄亦云其书即三坟五典。但郑玄以三皇无文，或据后录定。孔君以为书者记当时之事，不可以在后追录，若当时无书，后代何以得知其道也？此亦孔君所据三皇有文字之验耳。郑玄注《中候》，依《运斗枢》以伏牺、女娲、神农为三皇，又云五帝坐，帝鸿、金天、高阳、高辛、唐、虞氏。知不尔者，孔君既不依纬，不可以纬难之。又易兴作之条，不见有女娲，何以辄数？又郑玄云：“女娲修伏牺之道，无改作则。”已上修旧者众，岂皆为皇乎？既不数女娲，不可不取黄帝以充三皇耳。又郑玄数五帝，何以六人？或为之说云，德协五帝，座不限多少，故六人亦名五帝。若六帝何有五座？而皇指大帝，所谓“耀魄宝”，止一而已，本自无三皇，何云三皇？岂可三皇数人，五帝数座，二文舛互，自相乖阻也。其诸儒说三皇，或数燧人，或数祝融以配牺、农者，其五帝皆自轩辕，不数少昊，斯亦非矣。何燧人说者以为伏牺之前，据易曰“帝出于震”，震，东方，其帝太昊。又云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”，言古者制作莫先于伏牺，何以燧人侧在前乎？又祝融及颛顼以下火官之号，金天已上百官之号，以其征五经，无云祝融为皇者，纵有，不过如共工氏。共工有水瑞，乃与牺、农、轩、挚相类，尚云霸其九州，祝融本无此瑞，何可数之乎？《左传》曰：“少昊之立，凤鸟适至。”于《月令》又在秋享食，所谓白帝之室者也，何为独非帝乎？故孔君以黄帝上数为皇，少昊为五帝之首耳。若然，案今《世本·帝系》及《大戴礼·五帝德》并《家语》宰我问、太史公《五帝本纪》皆以黄帝为五帝，此乃史籍明文，而孔君不从之者。孟轲曰：“信《书》不如其无《书》，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。”言书以渐染之滥也。孟轲已然，况后之说者乎？又《帝系》、《本纪》、《家语》、《五帝德》皆云：“少昊即黄帝子青阳是也，颛顼黄帝孙、昌意子，帝喾高辛氏为黄帝曾孙、玄嚣孙、侨极子，尧为帝喾子，舜为颛顼七世孙。此等之书，说五帝而以黄帝为首者，原由《世本》。经于暴秦，为儒者所乱。《家语》则王肃多私定，《大戴礼》、《本纪》出于《世本》，以此而同。盖以少昊而下皆出黄帝，故不得不先说黄帝，因此谬为五帝耳。亦由《系辞》以黄帝与尧、舜同事，故儒者共数之焉。孔君今者意以《月令》春曰太昊，夏曰炎帝，中央曰黄帝，依次以为三皇。又依《系辞》，先包牺氏王。没，神农氏作。又没，黄帝氏作。亦文相次。皆著作见于易，此三皇之明文也。《月令》秋曰少昊，冬曰颛顼，自此为五帝。然黄帝是皇，今言“帝”不云“皇”者，以皇亦帝也，别其美名耳。太昊为皇，《月令》亦曰“其帝太昊”，易曰“帝出于震”是也。又轩辕之称黄帝，犹神农之云炎帝，神农于《月令》为炎帝，不怪炎帝为皇，何怪轩辕称帝？而梁主云：“书起轩辕，同以燧人为皇，其五帝自黄帝至尧而止。知帝不可以过五，故曰舜非三王，亦非五帝，与三王为四代而已。”其言与诗之为体，不雅则风，除皇已下不王则帝，何有非王非帝，以为何人乎？典，谟皆云“帝曰”，非帝如何！ 至于夏、商、周之书，虽设教不伦，雅诰奥义，其归一揆。○夏，禹天下号也。以金德王，三王之最先。商，汤天下号，亦号殷，以水德王，三王之二也。周，文王、武王有天下号也。以木德王，三王之三也。诰，故报反，告也，示也。奥，乌报反，深也。揆，葵癸反，度也。
[疏]“至于”至“一揆”○正义曰：既皇书称“坟”，帝书称“典”，除皇与帝坟、典之外，以次累陈，故言“至于”。夏、商、周三代之书，虽复当时所设之教，与皇及帝坟、典之等不相伦类，要其言皆是雅正辞诰，有深奥之义，其所归趣与坟、典一揆。明虽事异坟、典而理趣终同，故所以同入《尚书》，共为世教也。孔君之意，以坟、典亦是《尚书》，故此因坟、典而及三代。下云“讨论坟、典，断自唐、虞以下”，是坟、典亦是《尚书》之内，而小史偏掌之者，以其远代故也。此既言坟、典，不依外文连类，解八索、九丘，而言三代之书厕于其间者，孔意以坟、典是《尚书》，丘、索是《尚书》外物，欲先说《尚书》事讫，然后及其外物，故先言之也。夏、商、周之书，皆训诰誓命之事，言“设教”者，以此训诰誓命即为教而设，故云“设教”也。言“不伦”者，伦，类也。三代战争不与皇帝等类，若然，五帝称“典”，三王劣而不伦，不得称“典”。则三代非典，不可常行，何以垂法乎？然三王世浇，不如上代，故随事立名，虽篇不目典，理实是典，故曰“雅诰奥义，其归一揆”，即为典之谓也。然三王之书，惟无典谟，以外训、诰、誓、命、歌、贡、征、范，类犹有八，独言“诰”者，以别而言之。其类有八，文从要约，一“诰”兼焉。何者？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诰示，故总谓之“诰”。又言“奥义”者，指其言谓之诰，论其理谓之义，故以义配焉。言“其归一揆”，见三代自归于一，亦与坟、典为一揆者，况喻之义。假譬人射，莫不皆发，志揆度于的，犹如圣人立教，亦同揆度于至理，故云“一揆”。
是故历代宝之，以为大训。
[疏]正义曰：《顾命》云：“越玉五重，陈宝。”即以赤刀、大训在西序，是“宝之，以为大训”之文。彼注以典谟为之，与此相当。要六艺皆是，此直为《书》者，指而言之，故彼注亦然也。彼直周时宝之，此知历代者，以坟、典久远，周尚宝之，前代可知，故言“历代”耳。
八卦之说，谓之“八索”，求其义也。九州之志，谓之“九丘”。丘，聚也。言九州所有，土地所生，风气所宜，皆聚此书也。○八索，所白反，下同，求也。徐音素，本或作素。
[疏]“八卦”至“此书”也。○正义曰：以坟、典因外文而知其丘、索与坟、典文连，故连而说之，故总引传文以充足己意，且为于下见与坟、典俱被黜削，故说而以为首引。言为论八卦事义之说者，其书谓之“八索”。其论九州之事所有志记者，其书谓之九丘，所以名“丘”者，以丘，聚也，言于九州当有土地所生之物，风气所宜之事，莫不皆聚见于此书，故谓之“九丘”焉。然八卦言之“说”，九州言之“志”，不同者，以八卦交互相说其理，九州当州有所志识，以此而不同。此“索”谓求索，亦为搜索，以易八卦为主，故易曰：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。因而重之，爻在其中矣。”又曰：“八卦相荡。”是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皆出于八卦。就八卦而求其理，则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，天下之事得，故谓之“索”，非一索再索而已。此“索”于《左传》亦或谓之“索”，说有不同，皆后人失其真理，妄穿凿耳。其“九丘”取名于聚，义多如山丘，故为聚。《左传》或谓之“九区”，得为说当九州之区域，义亦通也。又言“九州所有”，此一句与下为总，即“土地所生，风气所宜”是所有也。言“土地所生”，即其动物、植物，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。又云“风气所宜”者，亦与土地所生大同。何者？以九州各有土地，有生与不生，由风气所宜与不宜。此亦《职方》、《禹贡》之类。别而言之，“土地所生”若《禹贡》之“厥贡”、“厥篚”也，“风气所宜”若《职方》其畜宜若干、其民若干男、若干女是也。上“坟”、“典”及“索”不别训之，以可知，故略之。“丘”训既难，又须别言“九州所宜”已下，故先训之，于下结义，故云“皆聚此书”也。 《春秋左氏传》曰，楚左史倚相“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”，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。○左史，史官左右。倚，于绮反，刘琴绮反。相，息亮反。倚相，楚灵王时史官也。
[疏]“春秋”至“遗书”也。正义曰：以上因有外文言坟、典、丘、索而谓之，故引成文以证结之。此昭十二年《左传》楚灵王见倚相趋过，告右尹子革以此辞。知“倚相”是其名字，盖为太史，而主记左动之事，谓之“左史”。不然，或楚俗与诸国不同，官多以左右为名，或别有此左史乎？彼子革答王云：“倚相，臣问《祈招》之诗而不知，若问远焉，其焉能知之？”彼以为倚相不能读之。此云“能”者，以此据《左传》成文，因王言而引之。假不能读，事亦无妨，况子革欲开谏王之路，倚相未必不能读也。言此坟、典、丘，索即此书是谓上世帝王遗馀之书也。以楚王论时已在三王之末，故云“遗书”。其丘、索知是前事，亦不知在何代，故直总言“帝王”耳。
先君孔子，生于周末，史籍之烦文，惧览之者不一，遂乃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明旧章，删《诗》为三百篇，约史记而修《春秋》，赞易道以黜八索，述《职方》以除九丘。○删，色奸反。
[疏]“先君”至“九丘”。○正义曰：既结申帝王遗书，欲言孔子就而刊定。《孔子世家》云，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，而上尊先祖，故曰“先君”。《谷梁》以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，《左传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孔子卒，计以周灵王时生，敬王时卒，故为“周末”。上云“文籍”，下云“灭先代典籍”，此言“史籍”。“籍”者，古书之大名。由文而有籍。谓之“文籍”；因史所书谓之“史籍”；可以为常，故曰“典籍”，义亦相通也。但上因书契而言“文”，下伤秦灭道以称“典”，于此言“史”者，不但义通上下，又以此“史籍”不必是先王正史，是后代好事者作，以此惧其不一，故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先言“定《礼》、《乐》”者，欲明孔子欲反于圣道以归于一，故先言其旧行可从者。修而不改曰“定”，就而减削曰“删”，准依其事曰“约”，因而佐成曰“赞”，显而明之曰“述”，各从义理而言。独《礼》、《乐》不改者，以《礼》、《乐》圣人制作，已无贵位，故因而定之。又云“明旧章”者，即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诗》、易、《春秋》是也。以“易道”、“职方”与“黜八索”、“除九丘”相对，其约史记以删《诗》、《书》为偶，其定《礼》、《乐》文孤，故以“明旧章”配之，作文之体也。易亦是圣人所作，不言“定”者，以易非如《礼》、《乐》，人之行事，不须云“定”。又因而为作《十翼》，故云“赞”耳。易文在下者，亦为“黜八索”与“除九丘”相近故也。为文之便，不为义例。孔子之修六艺，年月孔无明说。《论语》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则孔子以鲁哀公十一年反鲁为大夫，十二年《孟子》卒，孔子吊，则致仕时年七十以后。“脩”，述也。《诗》有序三百一十一篇，全者三百五篇，云“三百”者，亦举全数计。《职方》在《周礼·夏官》，亦武帝时出于山岩屋壁，即藏秘府，世人莫见。以孔君为武帝博士，于秘府而见为。知必“黜八索”、“除九丘”者，以三坟、五典本有八，今序只有二典而已，其三典、三坟今乃寂寞，明其除去，既坟、典书内之正尚有去者，况书外乎？故知丘、索亦黜除也。“黜”与“除”其义一也，黜退不用而除去之。必云“赞易道以黜”者，以不有所兴，孰有所废故也。《职方》即《周礼》也，上已云“定《礼》、《乐》”，即《职方》在其内。别云述之，以为“除九丘”，举其类者以言之。则云“述”者，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，更有书以述之。
讨论坟、典，断自唐虞以下，讫于周。芟夷烦乱，翦截浮辞，举其宏纲，撮其机要，足以垂世立教，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凡百篇。○断，丁乱反。讫，居乙反，又许乙反。芟，色咸反。翦，咨浅反。撮，七活反。机，本又作几。典凡十五篇，正典二，摄十三，十一篇亡。谟，莫胡反。凡三篇，正二，摄一。训凡十六篇，正二篇亡，摄十四，三篇亡。诰凡三十八篇，正八，摄三十，十八篇亡。誓，市制反。凡十篇，正八，摄二，十篇亡。命凡十八篇，正十二，三篇亡，摄六，四篇亡。
[疏]“讨论”至“百篇”。○正义曰：言孔子既惧览之者不一，不但删《诗》、约史、定《礼》、赞易，有所黜除而已，又讨整论理此三坟、五典并三代之书也。《论语》曰：“世叔讨论之。”郑以“讨论”为整理，孔君既取彼文，义亦当然。以书是乱物，故就而整理之。若然，坟、典周公制礼，使小史掌之；而孔子除之者，盖随世不同亦可，孔子之时，坟、典已杂乱，故因去之。《左传》曰“芟夷蕴崇之”，又曰“俘翦惟命”，《诗》曰“海外有截”，此孔君所取之文也。“芟夷”者，据全代、全篇似草随次皆芟，使平夷。若自帝喾己上三典、三坟是芟夷之文，自夏至周虽有所留，全篇去之而多者，即“芟夷”也。“翦截”者，就代就篇辞有浮者翦截而去之，去而少者为“翦截”也。“举其宏纲”即上“芟夷烦乱”也，“撮其机要”即上“翦截浮辞”也。且“宏纲”云“举”，是据篇、代大者言之；“机要”云“撮”，为就篇、代之内而撮出之耳。“宏”，大也；“纲”者，网之索，举大纲则众目随之。“机”者，机关，撮取其机关之要者，“断自唐虞以下”者，孔无明说。《书纬》以为帝喾以上，朴略难传，唐虞已来，焕炳可法。又禅让之首，至周五代一意故耳，孔义或然。“典”即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，“谟”即《大禹谟》、《皋陶谟》，“训”即《伊训》、《高宗之训》，“诰”即《汤诰》、《大诰》，“誓”即《甘誓》、《汤誓》，“命”即《毕命》、《顾命》之等是也。说者以《书》体例有十，此六者之外尚有征、贡、歌、范四者，并之则十矣。若《益稷》、《盘庚》，单言附于十事之例。今孔不言者，不但举其机约，亦自征、贡、歌、范非君出言之名，六者可以兼之。此云“凡百篇”，据序而数故耳。或云百二篇者，误有所由。以前汉之时，有东莱张霸伪造《尚书》百两篇，而为纬者附之。因此郑云：“异者其在大司徒、大仆正乎？此事为不经也。”郑作《书论》，依《尚书纬》云：“孔子求书，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，迄于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。断远取近，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，以百二篇为《尚书》，十八篇为《中候》。”以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，以上取黄帝玄孙，以为不可依用。今所考核《尚书》，首自舜之末年以禅于禹，上录舜之得用之事，由尧以为《尧典》，下取舜禅之后，以为舜让得人，故史体例别，而不必君言。若《禹贡》全非君言，而禹身事受禅之后无入《夏书》之言。是舜史自录成一法，后代因之耳。
所以恢弘至道，示人主以轨范也。帝王之制，坦然明白，可举而行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。○恢，苦回反，大也。坦，土管反
[疏]“所以”至“其义”。○正义曰：此论孔子正理群经已毕，总而结之，故为此言。《家语》及《史记》皆云“孔子弟子三千人”，故云“三千之徒”也。
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，焚书坑儒，天下学士，逃难解散，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。○始皇名政，二十六年初并六国，自号始皇帝。焚《书》、《诗》在始皇之三十四年，坑儒在三十五年。坑，苦庚反。难，乃旦反。解音蟹。
[疏]“及秦”至“屋壁”。○正义曰：言孔子既定此书后，虽曰明白，反遭秦始皇灭除之。依《秦本纪》云，秦王正二十六年平定天下，尊为皇帝，不复立谥，以为初并天下，故号始皇。为灭先代典籍，故云“坑儒焚书”。以即位三十四年，因置酒于咸阳宫，丞相李斯奏请“天下敢有藏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亲烧之。有敢偶语《诗》、《书》者弃市。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”。制曰：“可。”是“焚书”也。三十五年，始皇以方士卢生求仙药不得，以为诽谤，诸生连相告引，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。是“坑儒”也。又卫宏《古文奇字序》云：“秦改古文以为篆隶，国人多诽谤。秦患天下不从，而召诸生，至者皆拜为郎，凡七百人。又密令冬月种瓜于骊山硎谷之中温处，瓜实，乃使人上书曰：‘瓜冬有实。’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，人人各异，则皆使往视之。而为伏机，诸生方相论难，因发机，从上填之以土，皆终命也。”“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”者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，孔子生鲤，字伯鱼。鱼生伋，字子思。思生白，字子上。上生求，字子家。家生箕，字子京。京生穿，字子高。高生慎，慎为魏相。慎生鲋，鲋为陈涉博士。鲋弟子襄，为惠帝博士，长沙太守。襄生中。中生武。武生延陵及安国，为武帝博士，临淮太守。《家语序》云：“子襄以秦法峻急，壁中藏其家书。”是安国祖藏之。 汉室龙兴，开设学校，旁求儒雅，以阐大猷。济南伏生，年过九十，失其本经，口以传授。裁二十馀篇。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。百篇之义，世莫得闻。○校，户教反。《诗》笺云：“郑国谓学为校。”阐，尺善反，大也，明也。济，子礼反，郡名也。伏生，名胜。过，古卧反，后同。传，直专反，下“传之”同。“二十馀篇”即马、郑所注二十九篇也。
[疏]“汉室”至“得闻”。○正义曰：将言所藏之书得之所由，故本之也。言“龙兴”者，以易龙能变化，故比之圣人。九五“飞龙在天”，犹圣人在天子之位，故谓之“龙兴”也。言“学校”者，校，学之一名也。故《郑诗序》云“子衿，刺学校废”，《左传》云“然明请毁乡校”是也。《汉书》云：“惠帝除挟书之律，立学兴教，招聘名士。文景以后儒者更众，至武帝尤甚。”故云“旁求儒雅”。《诗·小雅》曰：“匪先民是程，匪大猷是经。”彼注云：“猷，道也。”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。伏生名胜，为秦二世博士，《儒林传》云：“孝文帝时，求能治《尚书》者，天下无有，闻伏生治之，欲召。时伏生年已九十有馀，老不能行，于是诏太常，使掌故臣晁错往受之。得二十九篇，即以教于齐鲁之间。”是“年过九十”也。案《史记》：“秦时焚书，伏生壁藏之。其后兵火起，流。汉定天下，伏生求其书，亡数十篇，独得二十九篇，以教于齐鲁之闲。”则伏生壁内得二十九篇。而云“失其本经，口以传授”者，盖伏生初实壁内得之以教齐鲁，传教既久，诵文则熟，至其末年，因其习诵，或亦目暗，至年九十晁错往受之时，不执经而口授之故也。又言“裁二十馀篇”者，意在伤亡，为少之文势。何者？以数法随所近而言之，若欲多之，当云得三十篇，今“裁二十馀篇”，言“裁”亦意以为少之辞。又二十九篇自是计卷，若计篇则三十四，去《泰誓》犹有三十一。案《史记》及《儒林传》皆云“伏生独得二十九篇，以教齐鲁”，则今之《泰誓》，非初伏生所得。案马融云“《泰誓》后得”，郑玄《书论》亦云“民间得《泰誓》”。《别录》曰：“武帝末，民有得《泰誓》书于壁内者，献之。与博士使读说之，数月皆起，传以教人。”则《泰誓》非伏生所传。而言二十九篇者，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《泰誓》出而得行，入于伏生所传内，故为史总之，并云伏生所出，不复曲别分析。云民间所得，其实得时不与伏生所传同也。但伏生虽无此一篇，而《书》传有八百诸侯俱至孟津，白鱼入舟之事，与《泰誓》事同，不知为伏生先为此说？不知为是《泰誓》出后。后人加增此语？案王充《论衡》及《后汉史》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，宣帝本始元年，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，得古文《泰誓》三篇。《论衡》又云：“以掘地所得者。”今《史》、《汉》书皆云伏生传二十九篇，则司马迁时已得《泰誓》，以并归于伏生，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。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，亦不可信。或者尔时重得之，故于后亦据而言之。《史记》云伏生得二十九篇，《武帝记》载今文《泰誓》末篇，由此刘向之作《别录》，班固为《儒林传》，不分明，因同于《史记》。而刘向云武帝末得之《泰誓》，理当是一。而古今文不同者，即马融所云：“吾见书传多矣，凡诸所引，今之《泰誓》皆无此言，而古文皆有。”则古文为真，亦复何疑？但于先有张霸之徒伪造《泰誓》，以藏壁中，故后得而惑世也。亦可今之《泰誓》百篇之外，若《周书》之例，以于时实有观兵之誓，但不录入《尚书》。故古文《泰誓》曰“皇天震怒，命我文考，肃将天威，大勋未集。肆予小子发，以尔友邦冢君，观政于商”是也。又云：“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”者，此文继在“伏生”之下，则言“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”，此伏生意也。若以伏生指解《尚书》之名，名已先有，有则当云名之《尚书》。既言“以其上古之书”，今先云“以其”，则伏生意之所加，则知“尚”字乃伏生所加也。以“尚”解上，则“尚”训为上。上者，下所慕尚，故义得为通也。孔君既陈伏生此义，于下更无是非，明即用伏生之说，故书此而论之。马融虽不见孔君此说，理自然同，故曰“上古有虞氏之书，故曰《尚书》”是也。王肃曰：“上所言，史所书，故曰《尚书》。”郑氏云：“尚者上也，尊而重之，若天书然，故曰《尚书》。”二家以“尚”与“书”相将，则上名不正出于伏生？郑玄依《书纬》，以“尚”字是孔子所加，故《书赞》曰：“孔子乃尊而命之曰《尚书》。”《璇玑钤》云：“因而谓之《书》，加尚以尊之。”又曰：“《书》务以天言之。”郑玄溺于《书纬》之说，何有人言而须系之于天乎？且孔君亲见伏生，不容不悉，自云伏生“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”，何云孔子加也？王肃云“上所言，史所书”，则“尚”字与“书”俱有，无先后。既直云“尚“，何以明上之所言？书者，以笔画记之辞，群书皆是，何知《书》要责史所为也？此其不若前儒之说密耳。云“上古”者亦无指定之目，自伏生言之，则于汉世，仰遵前代，自周已上皆是。马融云：“有虞氏为《书》之初耳。”若易历三世，则伏牺为上古，文王为中古，孔子为下古。《礼运》郑玄以先王食腥与易“上古结绳”同时，为上古，神农为中古，五帝为下古。其不相对，则无例耳。且太之与上为义不异，《礼》以唐虞为太古，以下有三代，冠而推之为然，是为不定则。但今世已上，仰之已古，便为上古耳。以《书》是本名，“尚”是伏生所加，故诸引《书》直云“《书》曰”，若有配代而言，则曰“《夏书》”无言“《尚书》”者。
至鲁共王好治宫室，坏孔子旧宅，以广其居，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皆科斗文字。王又升孔子堂，闻金石丝竹之音，乃不坏宅。○共音恭，亦作龚，又作恭。共王，汉景帝之子，名馀。好，呼报反，下“好古”同。坏音怪，下同。《字林》作《褱攴》，云公坏反，毁也。传谓《春秋》也，一云周易十翼，非经谓之传。论如字，又音伦。科，苦禾反。科斗，虫名，虾蟆子。书形似之。
[疏]“至鲁”至“坏宅”。○正义曰：欲云得百篇之由，故序其事。汉景帝之子名馀，封于鲁，为王，死谥曰共。存日以居于鲁，近孔子宅。好治宫室，故欲裒益，乃坏孔子旧宅，以增广其居。于所坏壁内得安国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皆是科斗文字。王虽得此书，犹坏不止。又升孔子庙堂，闻金钟石磬丝琴竹管之音，以惧其神异乃止，不复敢坏宅也。上言藏家书于屋壁，此亦屋壁内得书也，亦得及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等。不从约云“得《尚书》”，而烦文言“虞夏商周之书”者，以壁内所得，上有题目“虞夏商周书”，其序直云“书序”，皆无“尚”字，故其目录亦然，故不云“尚书”而言“虞夏商周之书”。安国亦以此知“尚”字是伏生所加。惟此壁内所无，则书本无“尚”字明矣。凡书，非经则谓之传。言“及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”，正谓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是传也。汉武帝谓东方朔云：“传曰：‘时然后言，人不厌其言。’”又汉东平王刘云与其太师策书云：“传曰：‘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”又成帝赐翟方进策书云：“传曰：‘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。’”是汉世通谓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为传也。以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非先王之书，是孔子所传说，故谓之传，所以异于先王之书也。上已云“坏孔子旧宅”，又云“乃不坏宅”者，初王意欲坏之，已坏其屋壁，闻八音之声，乃止，馀者不坏，明知已坏者亦不敢居，故云“乃不坏宅”耳。
悉以书还孔氏。科斗书废已久，时人无能知者，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，定其可知者，为隶古定，更以竹简写之，增多伏生二十五篇。伏生又以《舜典》合于《尧典》，《益稷》合于《皋陶谟》，《盘庚》三篇合为一，《康王之诰》合于《顾命》，复出此篇，并序，凡五十九篇，为四十六卷。其馀错乱摩灭，弗可复知，悉上送官，藏之书府，以待能者。○隶音丽，谓用隶书写古文。二十五篇谓《虞书·大禹谟》，《夏书·五子之歌》、《胤征》，《商书·仲虺之诰》、《汤诰》、《伊训》、《太甲》三篇、《咸有一德》、《说命》三篇，《周书·泰誓》三篇、《武成》、《旅獒》、《微子之命》、《蔡仲之命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君陈》、《毕命》、《君牙》、《冏命》。合旧音合，又如字，下同。皋音高，本又作咎。陶音遥，本又作繇。盘，步干反，本又作般。复，扶又反，下同。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，其一是百篇之序。谓《虞书·汩作》、《九共》九篇、《膏饫》，《夏书·帝告》、《厘沃》、《汤征》、《汝鸠》、《汝方》，《商书·夏社》、《疑至》、《臣扈》、《典宝》、《明居》、《肆命》、《徂后》、《沃丁》、《咸乂》四篇、《伊陟》、《原命》、《仲丁》、《河亶甲》、《祖乙》、《高宗之训》，《周书·分器》、《旅巢命》、《归禾》、《嘉禾》、《成王政》、《将蒲姑》、《贿肃慎之命》、《亳姑》，凡四十二篇，亡。上，时掌反。
[疏]“悉以”至“能者”。○正义曰：既云王不坏宅，以惧神灵，因还其书。已前所得，言“悉以书还孔氏”，则上“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”等皆还之，故言“悉”也。科斗书，古文也，所谓苍颉本体，周所用之，以今所不识，是古人所为，故名“古文”。形多头粗尾细，状腹团圆，似水虫之科斗，故曰“科斗”也。以古文经秦不用，故云废已久矣，时人无能知识者。孔君以人无能知识之故，己欲传之，故以所闻伏生之书，比校起发，考论古文之义。考文而云“义”者，以上下事义推考其文，故云“义”也。“定其可知”者，就古文内定可知识者为隶古定。不言就伏生之书而云以其所闻者，明用伏生书外亦考之。故云“可知者”，谓并伏生书外有可知，不徒伏生书内而已。言“隶古”者，正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。存古为可慕，以隶为可识，故曰“隶古”，以虽隶而犹古。由此故谓孔君所传为古文也。古文者，苍颉旧体，周世所用之文字。案班固《汉志》及许氏《说文》，书本有六体：一曰指事，上下；二曰象形，日月；三曰形声，江河；四曰会意，武信；五曰转注，考老；六曰假借，令长。此造字之本也。自苍颉以至今，字体虽变，此本皆同，古今不易也。自苍颉以至周宣，皆苍颉之体，未闻其异。宣王纪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，号曰篆籀，惟篆与苍颉二体而已。卫恒曰：“苍颉造书，观于鸟迹，因而遂滋，则谓之字。字有六义，其文至于三代不改。及秦用篆书，焚烧先代典籍，古文绝矣。”许慎《说文》言自秦有八体：一曰大篆，二曰小篆，三曰刻符，四曰虫书，五曰摹印，六曰署书，七曰殳书，八曰隶书。亡新居摄，以应制作，改定古文，使甄丰校定，时有六书：一曰古文，孔子壁内书也；二曰奇字，即古字有异者；三曰篆书，即小篆，下杜人程邈所作也；四曰佐书，秦隶书也；五曰缪篆，所以摹印也；六曰鸟虫书，所以书幡信也。由此而论，即秦罢古文而有八体，非古文矣。以至亡新六书并八体，亦用书之六体以造其字。其亡新六书于秦八体，用其小篆、虫书、摹印、隶书，去其大篆、刻符、殳书、署书，而加以古文与奇字，其刻符及署书盖同摹印，殳书同于缪篆，大篆正古文之别，以慕古故乃用古文与奇字而不用大篆也。是孔子壁内古文即苍颉之体，故郑玄云：“书初出屋壁，皆周时象形文字，今所谓科斗书。”以形言之为科斗，指体即周之古文。郑玄知者，若于周时秦世所有，至汉犹当识之，不得云无能知者。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内古文，是其证也。或以古文即大篆，非也。何者？八体六书自大篆，与古文不同；又秦有大篆，若大篆是古文，不得云“古文遂绝”，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。六书古文与虫书本别，则虫书非科斗书也。郑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，总指六书象科斗之形，不谓六书之内“一曰象形”也。又云“更以竹简写之”，明留其壁内之本也。顾氏云：“策长二尺四寸，简长一尺二寸。”“曾多伏生二十五篇”者，以壁内古文篇题殊别，故知“以《舜典》合于《尧典》，《益稷》合于《皋陶谟》”。伏生之本亦壁内古文而合之者，盖以老而口授之时，因诵而连之，故殊耳。其《盘庚》本当同卷，故有并也。《康王之诰》以一时之事，连诵而同卷，当以“王出在应门之内”为篇首，及以“王若曰，庶邦”亦误矣。以伏生本二十八篇，《盘庚》出二篇，加《舜典》、《益稷》、《康王之诰》凡五篇为三十三篇，加所增二十五篇为五十八，加序一篇为五十九篇，云“复出此篇，并序，凡五十九篇”。此云“为四十六卷”者，谓除序也。下云“定五十八篇，既毕”，不更云卷数，明四十六卷故尔。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，故知然矣。此云“四十六卷”者，不见安国明说，盖以同序者同卷，异序者异卷，故五十八篇为四十六卷。何者？五十八篇内有《太甲》、《盘庚》、《说命》、《泰誓》皆三篇共卷，减其八，又《大禹谟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又三篇同序共卷，其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亦三篇同序共卷，则又减四，通前十二，以五十八减十二，非四十六卷而何？其《康王之诰》乃与《顾命》别卷，以别序故也。“其馀错乱摩灭”，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，以不可复知，亦上送官。其可知者己用竹简写得其本，亦俱送入府，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。以后生可畏，或贤圣间出，故须藏之以待能整理读之者。
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，于是遂研精覃思，博考经籍，扌采摭群言，以立训传。约文申义，敷畅厥旨，庶几有补于将来。○为，于伪反。覃，徒南反，深也。思，息嗣反。扌采，本又作采。摭，之石反，一音之若反。敷，芳夫反。畅，丑亮反。
[疏]“承诏”至“将来”。○正义曰：安国时为武帝博士，孔君考正古文之日，帝之所知，亦既定讫，当以闻于帝，帝令注解，故云“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”。以注者多言曰“传”，“传”者，传通故也。以“传”名出自丘明。宾牟贾对孔子曰“史失其传”。又《丧服》儒者皆云子夏作传，是“传”名久矣。但大率秦汉之际，多名为“传”；于后儒者以其传多，或有改之别云“注解”者；仍有同者，以当时之意耳。说者为例院“前汉称传，于后皆称注”，误矣。何者？马融、王肃亦称注名为“传”，传何有例乎？以圣道弘深，当须详悉，于是研核精审，覃静思虑以求其理，冀免乖违，既顾察经文，又取证于外，故须广博推考群经六籍，又捃拾采摭群书之言，以此文证造立训解，为之作传。明不率尔。虽复广证，亦不烦多，为传直约省文，令得申尽其义。明文要义通，不假烦多也。以此得申，故能遍布通畅《书》之旨意，是辞达而已，不求于烦。既义畅而文要，则观者晓悟，故云庶几有所补益于将来，读之者得悟而有益也。敷，布也。厥，其也。庶，幸也。几，冀也。《尔雅》有训。既云“经籍”，又称“群言”者，“经籍”，五经是也；“群言”，子史是也。以《书》与经籍理相因通，故云“博考”；子史时有所须，故云“采摭”耳。案孔君此传辞旨不多，是“约文”也。要文无不解，是“申义”也。其义既申，故云敷畅其义之旨趣耳。考其此注，不但言少，《书》之为言多须诂训，而孔君为例，一训之后，重训者少，此亦约文也。
《书序》，序所以为作者之意。昭然义见，宜相附近，故引之各冠其篇首，定五十八篇。既毕，会国有巫蛊事，经籍道息，用不复以闻，传之子孙，以贻后代。若好古博雅君子，与我同志，亦所不隐也。○为，于伪反，又如字。见，贤遍反。冠，工乱反。巫蛊，汉武帝末征和中，江充造蛊败戾太子，故经籍道息焉。巫音无。蛊音古。贻，以之反。
[疏]“书序”至“隐也”。○正义曰：孔君既言己立传之意，又当斟酌所宜。而《书序》虽名为序，不是总陈书意泛论，乃篇篇各序作意，但作序者不敢厕于正经，故谦而聚于下。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谦，须从利益而欲分之，从便云序，序所以当篇为作此书之意，则是当篇作意观序而昭然，意义显见。既义见由序，此序宜各与其本篇相从附近，不宜聚于一处。故每篇引而分之，各冠加于篇首，令意昭见。序既分散，损其一篇，故定五十八篇。然此本承诏而作，作毕当以上奏闻知，但会值国家有巫蛊之事，好爱经籍之道灭息，假奏亦不能行用，为此之故，不复以此传奏闻。亦以既传成不得闻上，惟自传于己之子孙，以遗与后世之人使行之。亦不敢望后世必行，故云若后世有好爱古道、广博学问、志怀雅正如此之君子，冀能与我同于慕古之志，以行我道。我道得此人流行，亦所以传不隐蔽。是弘道由人也。言“巫蛊”者，《王制》曰：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。”郑玄注云：“左道谓巫蛊之属。”以非正道，故谓之左道。以蛊皆巫之所行，故云巫蛊。蛊者总名。《左传》云：“惑蛊其君。”则蛊者怪惑之名。指体则药毒害人者是，若行符厌俗之为魅，令人蛊惑夭年伤性皆是也。依《汉书》，此时武帝末年，上已年老，淫惑鬼神，崇信巫术。由此奸人江充因而行诈，先于太子宫埋桐人，告上云：“太子宫有蛊气。”上信之，使江充治之，于太子宫果得桐人。太子知己不为此，以江充故为陷己，因而杀之。而帝不知太子实心，谓江充言为实，即诏丞相刘屈牦发三辅兵讨之。太子看长安因与斗，不胜而出走，奔湖关自杀。此即巫蛊事也。言“不隐”者，不谓恐隐藏己道，以己道人所不知，惧其幽隐，人能行之使显，为不隐蔽耳。易曰：“谦谦君子。”仁者好谦，而孔君自作揄扬。云君子知己者亦意在教世，欲令人睹此言，知己传是深远，因而有所晓寤，令之有益，故不可以苟谦也。亦犹孔子曰：“何有于我哉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