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物志
《人物志》的作者是三国的刘邵。隋唐志都把它列为名家的作品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名家是出于古代的礼官，《隋志》说：“名者所以正百物，叙尊卑，列贵贱，各控名而责实，无相僭滥者也”，可见名家的精神就是“求名责实，量材授官”。名学自先秦已经存在，如公孙龙、惠施，但其论说多散佚，《尹文子》一书也属名家，但现在一般认为这本书是汉朝的作品。《尹文子》中说：“名以检形，形以定名；名以定事，事以检名”，检形定名，就是名家学说的核心理论，所以名家学说也称为刑（即形）名学。刘邵这本书，对人物进行分类，讲述人物的识鉴、任用，因此，把这本书列入名家也是合适的。
但是，刘邵的思想绝不只是刑名之学，他这本书实际上是糅合了儒、道、名、法各家学说。品鉴人物，论其所宜，综核名实，考校功绩，这是名法家的精神。而刘邵在这本书中最推崇“圣人”，所谓圣人就是具备中庸至德，因而能够知人善任、治平天下的人，比如他说：“凡人之质素，中和最贵”，“中庸之德，以达为节”，又论述臣主异德，臣任其事，主总其功，“主德者聪明平淡，总达众材，而不以事自任也”。这些思想既有儒家的影响，又有道家的影响。但是总体上看，刘邵的思想更倾向于老子，这不但在这本书前面品评人物的部分中显示出来，而且他还专门写了一章《释争》作为全书的总结，其中说：“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，故含辱而不辞，知卑让之可以胜敌，故下之而不疑”，又说：“让敌者，胜之也，下众者，上之也”，这些都是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的。所以，刘邵这本书也显示出魏初学术杂取诸家的风气。
刘邵，字孔才，建安年间开始做官，并得到荀彧的赏识。他后来一直在魏朝做官，干出很好的成绩，《三国志.王卫二刘傅传》中记载他有多次提出中肯的建议，他的文才也是很出色的，曹叡曾叫他写《许都赋》与《洛都赋》，陈寿也说他“该览学籍，文质周洽”。《人物志》这本书是他晚年写的，它的特异之处在于，这本书不但学有渊源、文理严密，而且作者是有政治经验，并且许多问题正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去写的，因此，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。但是，这本书在三国之后一直没有受到注意，直到现代才得到重视，钱穆、汤用彤先生都写过文章介绍它，而有人更称之为中国人才学的第一部著作。
这本书最有贡献的是提出了系统的评价人物的方法，这就是“九征”与“八观”。作者的人才观一开始就明白地说出来了：“人物之本，出乎情性”，所以，他的观点基本是重视先天的。《体别》一章中说：“偏材之性不可转移矣”，他认为，一般人学习都有偏颇，因此，“材成而随之以失”，也就是说，在得到某一方面的才能的同时也会带来缺陷，同时他也轻视儒家的“恕”，他认为情性不同的人之间难以相互理解，所谓“信者逆信，诈者逆诈”，因此，“学不入道，恕不周物”。这种观念把人看成由秉赋决定的，也不涉及自我修养的问题，这是这本书的缺陷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这本书是从政治上应用的角度来谈人才的，着重的只是人才的识别、任用，因此，它的缺陷也是情有可原的。
人物可以用九种特征加以识别，根据这九种特征，就把人分为：中庸、德行、偏材、依似、间杂的级别，再进而根据人的质素，就可以判别他所适合从事的工作，也就是“十二流业”。对这一程序的论述以及对这种程序在政事上的得失的讨论，就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。
另一部分内容就是讲识别人的过程的，既讲方法，这就是《接识》、《八观》，讨论怎样通过与人接触来识别人、怎样通过各种途径更精确地判断人，也讲了在识别人的过程中容易犯的错误，这就是《七缪》、《效难》。
实际上，这本书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是值得重视的，这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。作者认为人们相互感应是受着自己的情性影响的，《材理》篇中说：“同则相解，反则相非，杂则相恢”，因此又讲了构成人们之间矛盾的六种原因，主要讲的是交流过程中的矛盾，这就是“六构”。这一内容的总结则是全书的最后一章：《释争》。实际上，从作者的观点来看，能够“释争”的人只有那种具有中庸之德的人，这正是作者看人的最重要的标准：“观人察质，必先察其平淡”。
但是，刘邵的思想绝不只是刑名之学，他这本书实际上是糅合了儒、道、名、法各家学说。品鉴人物，论其所宜，综核名实，考校功绩，这是名法家的精神。而刘邵在这本书中最推崇“圣人”，所谓圣人就是具备中庸至德，因而能够知人善任、治平天下的人，比如他说：“凡人之质素，中和最贵”，“中庸之德，以达为节”，又论述臣主异德，臣任其事，主总其功，“主德者聪明平淡，总达众材，而不以事自任也”。这些思想既有儒家的影响，又有道家的影响。但是总体上看，刘邵的思想更倾向于老子，这不但在这本书前面品评人物的部分中显示出来，而且他还专门写了一章《释争》作为全书的总结，其中说：“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，故含辱而不辞，知卑让之可以胜敌，故下之而不疑”，又说：“让敌者，胜之也，下众者，上之也”，这些都是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的。所以，刘邵这本书也显示出魏初学术杂取诸家的风气。
刘邵，字孔才，建安年间开始做官，并得到荀彧的赏识。他后来一直在魏朝做官，干出很好的成绩，《三国志.王卫二刘傅传》中记载他有多次提出中肯的建议，他的文才也是很出色的，曹叡曾叫他写《许都赋》与《洛都赋》，陈寿也说他“该览学籍，文质周洽”。《人物志》这本书是他晚年写的，它的特异之处在于，这本书不但学有渊源、文理严密，而且作者是有政治经验，并且许多问题正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去写的，因此，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。但是，这本书在三国之后一直没有受到注意，直到现代才得到重视，钱穆、汤用彤先生都写过文章介绍它，而有人更称之为中国人才学的第一部著作。
这本书最有贡献的是提出了系统的评价人物的方法，这就是“九征”与“八观”。作者的人才观一开始就明白地说出来了：“人物之本，出乎情性”，所以，他的观点基本是重视先天的。《体别》一章中说：“偏材之性不可转移矣”，他认为，一般人学习都有偏颇，因此，“材成而随之以失”，也就是说，在得到某一方面的才能的同时也会带来缺陷，同时他也轻视儒家的“恕”，他认为情性不同的人之间难以相互理解，所谓“信者逆信，诈者逆诈”，因此，“学不入道，恕不周物”。这种观念把人看成由秉赋决定的，也不涉及自我修养的问题，这是这本书的缺陷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这本书是从政治上应用的角度来谈人才的，着重的只是人才的识别、任用，因此，它的缺陷也是情有可原的。
人物可以用九种特征加以识别，根据这九种特征，就把人分为：中庸、德行、偏材、依似、间杂的级别，再进而根据人的质素，就可以判别他所适合从事的工作，也就是“十二流业”。对这一程序的论述以及对这种程序在政事上的得失的讨论，就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。
另一部分内容就是讲识别人的过程的，既讲方法，这就是《接识》、《八观》，讨论怎样通过与人接触来识别人、怎样通过各种途径更精确地判断人，也讲了在识别人的过程中容易犯的错误，这就是《七缪》、《效难》。
实际上，这本书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是值得重视的，这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。作者认为人们相互感应是受着自己的情性影响的，《材理》篇中说：“同则相解，反则相非，杂则相恢”，因此又讲了构成人们之间矛盾的六种原因，主要讲的是交流过程中的矛盾，这就是“六构”。这一内容的总结则是全书的最后一章：《释争》。实际上，从作者的观点来看，能够“释争”的人只有那种具有中庸之德的人，这正是作者看人的最重要的标准：“观人察质，必先察其平淡”。